近日，有很多警察公众号转发了一篇文章《民警的警号到底能不能强行拍摄？法院判了》，说的是一名叫张越的男子，认为浦东交警支队警察禁止其拍摄警号行为违法，先后提起了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
在行政复议中，浦东新区政府认定张越提出要求确认浦东交警支队警察禁止其拍摄警号行为违法的行政复议申请不属于具体行政行为，不符合《行政复议法》第六条的规定。遂根据《行政复议法》第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决定不予受理张越的行政复议申请。张越不服，向原审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被诉不予受理决定，并责令浦东新区政府依法受理其行政复议申请。
一审法院认为：从张越提起本案行政诉讼的实质看，其系对警察禁止其拍摄警号的行为提出异议，该行为并非《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规定的可诉行政行为。因此，张越针对浦东新区政府就其要求确认警察禁止拍摄警号的行为违法所作出被诉不予受理决定的诉讼，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其起诉不符合行政诉讼的起诉条件。一审法院遂裁定驳回张越的起诉。张越不服，上诉于二审法院。
二审法院认为：上诉人向浦东新区政府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要求确认浦东交警支队警察(警号012118)禁止上诉人拍摄其警号的行为违法。上诉人要求复议的该行为是行政处理过程中的行为，不具有终结性，对其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明显不属于行政复议受案范围，亦不属于可诉行政行为。上诉人对被诉行政复议不予受理决定不服起诉，不符合行政诉讼起诉条件。上诉人关于主体和程序等方面的诉讼理由，可通过对最终行政行为的依法起诉另行主张。原审法院裁定驳回其起诉，并无不当。二审法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很多战友看到这则判例，纷纷转发，觉得以后遇到同类情况，可以“依法”怼回去，其实不然。
单从结果上看，无论是行政复议，还是行政诉讼，张越要求“确认警察禁止拍摄警号的行为违法”这一主张均没有得到支持。究其原因，不是“警察禁止拍摄警号”这一行为本身合法、合理、站得住脚，而是该行为不具有终结性，对其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不属于行政复议受案范围（所以被不予受理），不属于可诉行政行为（所以被两次驳回）。
据此，我们没理由盲目乐观，更不能就此效仿，而应该以案为鉴，反思案例中反映的法律问题——民警是否有权禁止公民拍摄警号？
警号，是警察身份的标志，现代警察的鼻祖罗伯特 比尔在1829年建警时制定金科玉律12条规定：公众安全需要每个警察挂牌服务。所以，国际上通行的惯例是一个警察只有一个警号，相当于每名警察的身份证。
警号的作用一方面便于警队内部管理，另外更重要的作用是便于接受外界监督。毕竟，警察是强力执法部门，可以行使执法权力，小到罚款，大到刑拘、追刑，为了防止警权滥用，需要将警察身份信息有限度的对外展示（如胸牌，警号），便于公民行使宪法赋予的执法监督权。
2012年，公安部印发《公安机关执法公开规定》，明确了十一项公安机关应当主动向社会公开的事项，其中就包括民警的姓名、警号。2016年，公安部举办全国公安机关规范执法视频演示培训会，要求：民警执法时，面对群众的围观拍摄，规范要求在拍摄不影响正常执法的情况下，民警要自觉接受监督，要习惯在“镜头”下执法，不得强行干涉群众拍摄。
由此可见，无论从警号设置的目的，还是公安部关于执法公开、执法监督的相关要求来看，民警都无理由禁止公民拍摄警号。
当然，公民实施监督权，也并非无底线，相关拍摄行为不得影响民警的正常执法。比如对于下面六种行为，民警不仅有权禁止，还将依法对相关人员给予处理：
1、过分贴近民警面部，带有挑衅性的拍摄行为。
2、拍摄过程中反复向民警发问或故意滋事谩骂，以监督为名逃避处罚的。
3、拍摄行为影响到民警、救护人员的正常履职且经警告后拒不改正。
4、未经允许拍摄暴恐、反扒、缉毒、凶杀等涉及侦查秘密的现场。
5、拍摄后故意歪曲事实、恶意传播的。
6、拍摄行为侵犯案件当事人、证人隐私。
常言道，身正不怕影歪。
作为执法者，首先就是一个守法者，理所当然地应该尊法奉法，确保自己的一切言行都合理合法。
习惯在镜头下执法，既是加强公安机关自身建设、树立执法规范良好形象的应有之义，也是顺应人民呼声期盼、自觉主动接受监督的客观要求。
所以，他想拍，就任他拍，不卑不亢更加彰显我们公安队伍规范执法的自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