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鉴定意见书的补充鉴定、补正鉴定
司法鉴定意见书的补充鉴定、补正鉴定
司法鉴定意见书出现瑕疵或者错别字该如何处理？
《司法鉴定通则》第三十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司法鉴定机构可以根据委托人的要求进行补充鉴定：
（一）原委托鉴定事项有遗漏的；
（二）委托人就原委托鉴定事项提供新的鉴定材料的；
（三）其他需要补充鉴定的情形。补充鉴定是原委托鉴定的组成部分，应当由原司法鉴定人进行。
《司法鉴定通则》第四十一条司法鉴定意见书出具后，发现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司法鉴定机构可以进行补正：
（一）图像、谱图、表格不清晰的；
（二）签名、盖章或者编号不符合制作要求的；
（三）文字表达有瑕疵或者错别字，但不影响司法鉴定意见的。
补正应当在原司法鉴定意见书上进行，由至少一名司法鉴定人在补正处签名。必要时，可以出具补正书。
对司法鉴定意见书进行补正，不得改变司法鉴定意见的原意。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十条对鉴定意见的瑕疵，可以通过补正、补充鉴定或者补充质证、重新质证等方法解决的，人民法院不予准许重新鉴定的申请。
如何看待湖南高院一判决书现317处笔误的新闻
我是律师不是法官，怎么看呢？从律师角度我是希望判决书越严谨越好，但是实务中经常会碰到判决书错误。
这个错误一般有三种吧。
一种是程序上的错误，比如去年我们在苏州某院的判决书，案号都给写错了，日期写错了。
另一种是内容上的笔误，只是写错了名称，比如我们青岛的原告，判决书结论部分是对的，但是内容和事实调查部分都是四川某公司。还有些笔误，笔误30万写错成30万万，跟湖南法院的类似。还有内容是写错了，比如我诉状里对之后的利息用了嗣后一词，法官引用的时候错写成了伺候。
前两种是可以补正的错误。
第三种是无法补正，不过一般法官和律师商量，我们都会同意改动，尤其是胜诉方和律师肯定是同意回收改正的，败诉方一般会找找麻烦，但是如果最终结论确实不利，也有些律师会死磕，实际上只是耽误程序拖延时间。比如遗漏了诉请，胜诉方为了尽快拿到钱或利益，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败诉方节省了费用，也就认了。
具体到新闻说的判决书，合议庭确实有点不负责任，判决书中涉及到很多严重的笔误，但是还不足以达到原告方说额300多处，诉讼请求写成诉请是约定成俗的表述，对名称很长的当事人简写也不违法，这些方面有点吹毛求疵。但是把涉案标的和金额写错真的属于低级错误，即使当事人不出来闹，法官也肯定会受处分。其他内容不影响实体权利，是可以通过裁定进行补正。
说句题外话，我做了7年诉讼了，从本市各基层法院、市中院、外地基层法院、中院和省一级高院都出过庭。就我的感觉，各级法院的主导思想是不一样的，立场和法院的职能其实差距挺大的。之前知乎上有问题说，法律是维护正义的吗？公开的说法肯定是。但是基层法院主导价值观是效率，基层法院承担了大量的定纷止争案件，基层法院案件多任务重，处在纠纷双方争议冲突的第一线，国家司法系统对基层法院的要求也是尽可能在基层将案件了结，它的价值取向就不是公平正义，而是如何将案件压住，对基层法院的调撤率是有考核的。到中院一级，因为它的判决会对本地区产生普遍效力，法的价值考虑会多一些，但是又因为中院承担了重大案件一审工作，价值取向以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正义。中院的判决会逐渐显得更注重个案平衡。
一般省高院一级，优先考虑的是普遍适用性，对于案件结果说理会更加详细一些，但也不是说将公平正义放在第一位，而是更多考虑案件判决后对本省同类同业案件的影响，会优先考虑可适用性。
真正将公平正义放在首位的反而是最高人民法院，当然也不是说为了公平、正义就可以不顾任何外部条件，只是说在全国层面，最高院才是那道控制阀，如果最高院失控，法律体系将遭受重大的冲击和伤害，最终导致全社会失序。
当然以上是我们考虑一般的，普遍的案件审理情况，渎职枉法和违法裁判以及一方当事人明显是老赖的另当别论了。
回到湖南法院的判决，实际上在平时诉讼中，判决书出错的比比皆是，只要不是实体性错误，一般不会闹到不可收拾。基层法院的判决你去找错误，基本都能找出来，这也给一些当事人以口实，但说实话以基层法院法官数量与案件数量比例看，不出错才叫见了鬼。我对应的主审法官，但凡熟悉一些都能了解他们的工作数量，一年低于200件的我就没见过。普遍在每年审300个案件左右，这就意味着，平均1.7天就得审结一起案件，虽然我是律师，但我能理解法官的难处，尽量的将工作做全做好，为法官节省时间和工作量。
我们代理案件，很少接纯民事案件，尤其是当事人比较穷。不是偏见，就案值来说，穷人的案子案值很低对律师来说最终打赢没问题，但是顾不到本钱，但是对他自己来说，这个数额很大。我遇到过有劳动者为了540块钱的防暑降温费都要打到市中院的案件，对于我们来说，可能540块钱不算什么，但是对这个劳动者来说，这可能是他一两个月内手头唯一可能拿到的活钱。这种案件如果不是三个审级都拿到法律援助补贴，跟完案件简直痛不欲生。这类当事人当他决心选择法律手段维权，一是早就在行政系统面前被打击的头破血流，二是会有非赢不可的执念，这种赢不是胜诉就能解决，还要拿到手足额赔偿，对方还得低下头服软，通俗讲就是之前你对我爱理不理，现在让你高攀不起那种心态。这种效果，律师真心做不到，但对这类当事人，他好容易咬紧牙关花了钱，必然要物超所值，被随时支配的恐惧彻底治好了我的白莲花病。不接穷人案件是一个有效排除难啃案件的标准，法制体系真的是为有钱人设计的。
目前看，司法系统只能说是勉强维持，运转还是可以的，就是卡壳严重，所以我举双手赞成司法改革，但是司法改革的目标和方向，说实话我们法律从业者也都迷茫。现在的体系当然不是最好的，但起码可以应付当前需要，最怕越改越费劲。
所以说，在实务层面，其实没那么严谨，更多的是追求效率，比如当事人对外有1000万债权，如果当时能拿到，900万肯定是同意的。尽快解决纠纷是当事人、律师、司法机关共同最大公约数。实务案件中充斥大量的妥协、让步，最终目的是尽快的将纠纷解决，而不是像秋菊打官司那样，不是像我不是潘金莲里那样非要为了找个说法。如果全国人民都找说法，司法体系根本承受不来。
